時間：2015-03-03 來源：杭州圖書館 作者：何槐昌 點擊率：3941
“文革”開始后，隨著紅衛(wèi)兵運動的興起，所謂的破“四舊”之風刮起，全省機關、學校、社會團體藏書，私家藏書，甚至地市縣圖書館（室）所藏的古籍圖書，都被視為“四舊”而予抄沒。有的被當場點火燃燒，有的則被送往造紙廠作為造紙原料。在武斗較為嚴重的地方，“造反派”占據圖書館，隨意搬動古舊書刊當作堡壘作為掩蔽體。我作為一名古籍工作者，甚感痛惜，但沒有認識到這是破壞。
值得慶幸的是，“文革”中浙江圖書館古籍部所藏百萬冊古舊書刊，以及藏書設施完整無損，這主要依賴館內的同志，特別是古籍部的全體工作人員的努力，正確的宣傳和妥善的保護措施。只是“紅衛(wèi)兵”掃“四舊”最狂熱時，“文革”小組決定，拉兩三輪車廢舊書刊敲鑼打鼓地送造紙廠，以表示對破四舊的響應。浙圖不僅在杭的圖書完整無損，遠在吳興南潯鎮(zhèn)嘉業(yè)堂藏書約十六萬冊，以及嘉業(yè)堂書樓設備和樓外花園建設也無一毀壞，甚為可喜。此樓地處鎮(zhèn)郊結合部，四周皆為散居農舍，且只有一人管理，極易遭到破壞。所幸管理員湯福璋同志認真負責，應變措施準備充分。在“紅衛(wèi)兵”未來之前，把書樓內由歷代名人書寫的楹聯(lián)匾額全部卸下集中保存起來，其中包括宣統(tǒng)帝溥儀所賜的九龍匾。換上革命對聯(lián)。把書庫客廳中的大理石畫屏全部覆以毛主席語錄，使書樓充滿濃厚的政治氣氛，“紅衛(wèi)兵”見了不敢造次，保護了珍貴的大理石畫屏。他的這些努力，得到來訪的新華社記者好評。浙圖古籍藏書躲過了破“四舊”的書厄。而其他機關、學校、縣市圖書館圖書遭到破壞，則主要是內部“紅衛(wèi)兵”、“造反派”所為，省府大樓的古籍圖書室，約五千類冊圖書，就是省機總“造反派”所干的，把書拋在大樓門前。我們在十年動動亂中通過現(xiàn)場搶救、接受與送交、贈購相結合，收進了約十萬多冊古籍，二萬多冊民國期刊、百余種報紙、數(shù)十軸字畫。數(shù)萬種碑帖等，豐富了浙圖的館藏。有關“文革”期間搶救古籍的特殊經歷，本文擬從以下三個方面細述。
一、 現(xiàn)場搶救
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中午，我們古籍部的幾位同志正在吃午飯，突然電話鈴響了。電話那頭告訴我們：杭七中的“紅衛(wèi)兵”正在馬一浮先生家“破四舊”、燒書，你們能不能派人去勸說、搶救？當時單位沒汽車，三輪車也只有一輛。接完電話后，我們立即踏上三輪車趕到蔣莊馬老家，只見門口的空地上火焰熊熊，“紅衛(wèi)兵”正在把從馬老家搬出來的一箱一箱書畫、古籍往火堆里扔。經我們勸告，他們倒也同意讓我們先挑選然后再進行處理的意見。于是，我們從尚未拋入火中的書籍字畫中，挑選出馬老的一批手稿、抄本，及朋友贈送給馬老的字畫和少量的刻本書。經清點造冊，搶救出的馬老手稿和抄本有百余冊，字畫79軸，其中還有黃賓虹等名家的作品；另有馬老自書的條幅241幅，未裱的拓片20余套。后來我們又從杭七中接收到馬老的藏書3000余冊，除手稿、抄本外，還有一批刻本、刻本中多為清刻，明刻約有十余部，如《世說新語》、《呂氏春秋》、《詩經》等。書上鈐有“智林圖書館”或“復性書院圖書館”印。馬老的藏書搶救進館后，省里、中央有關領導十分重視，要求我們編成目錄上報。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馬一浮全集，多采用我館資料。1980年，落實政策時，省文化局還向馬老的親屬頒發(fā)了獎金和獎狀。
1966年7月上旬，我們接到省政府機關“紅衛(wèi)兵”打來的電話告知他們正在掃“四舊”，需把省政府大樓圖書室里的古籍全部處理掉，如果浙江圖書館要就趕快來省府大樓把書運走，如浙圖不要他們就要把書送到造紙廠去了。我們放下電話，立即組織人馬趕到省府大樓，只見大樓正門前廣場一邊堆著一地的古書，一邊還在開批判會。經省府大樓“紅衛(wèi)兵”同意后，我們趕緊把書散亂地裝上向省府大樓借用的汽車運回了浙圖，經過清點約五千余冊，存放在紅樓樓上一間空房里。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，經當時的省委書記薛駒同志批示，又把這些書全部歸還省府大樓圖書室，省府大樓圖書室為了感激我們，支付給我們100多元的保管費。
1967年8月間，杭三中的“紅衛(wèi)兵”打來電話，告知他們學校大禮堂里堆著一地古籍，浙江圖書館如要的話，可用汽車來裝去；否則就要送到造紙廠去處理了。我一邊組織人力，一邊去向省新華書店商量借車。到了杭三中下車一看，只見整個大禮堂臺上臺下全都散亂地堆放著書。書箱也是東一只，西一只，有的書箱與箱蓋已分開，看去一片狼藉，我們先把散落的書裝入書箱，然后裝上車。那天下午，我們先后裝運了滿滿三大車，待最后一車書運抵位于外西湖孤山的浙圖古籍部時，天已全黑了。搶救這些珍貴的圖書，參加搬運的同志全憑著愛護國家古籍這顆心來的，無任何報酬，也不是領導組織的，因為領導都靠邊站了，是自告奮勇參加的。后來才知道，這批書是徐行恭先生的。徐先生是杭州湖墅人，民國初年曾任財政部司長。善行楷，工詩詞。姜亮夫先生曾稱之為浙東名宿，一代詞宗。徐先生藏書萬卷，極重書品，所藏古籍書畫裱裝頗精美，藏書均有函套，書簽皆出其手筆，書皆裝入特制書箱。他原來還藏有不少的名人字畫和明代人的手稿、抄本，聽說為另一個部門的“紅衛(wèi)兵”抄沒了，我們沒能接收到。他的藏書庫曰延佇閣，亦稱竹間吟榭。著有《延佇詞》、《竹間吟榭集》。我們從杭三中搶救到的徐先生藏書約有5000，多為清乾嘉刻本，沒有明刻以上的書，但也有較珍貴少見的刻本。如清金農撰《冬心先生雜著》，清陳鴻壽種榆仙館刻本，清傅以禮跋，是一部刊鐫精良，流傳較少的書。1980年，落實黨的政策時，徐先生非常開明，表示除部分書籍和少量工具書外，其余藏書全部無條件地捐給浙江圖書館。為表彰徐先生對我省文化事業(yè)所作的貢獻，省文化局向其頒發(fā)了獎狀和5000元獎金。
1967年8月的某日上午，我們接到杭州太廟巷居民區(qū)來電說：居民汪蘊真先生家藏有一房間的古籍，他家房子因年久失修，前檐部分已倒塌，架上的書有些也被風雨飄濕，有一部分書已散落地上被水濕透，而且他們家的人都不在杭州，如不及時搶救，不出數(shù)天要變成紙漿了。擱下電話后，我們立即組織了10多個人，又由我從省新華書店借了一輛車，趕到汪蘊真先生家，在太廟巷居民區(qū)的協(xié)助下，把古籍書裝上了車，運到了古籍部館舍。據原有記錄，約得書1463冊，未裱字畫93幅，未裱碑帖2扎。書多為殘缺本，但也有明刻本數(shù)種。
摘自《文瀾》第二期
